疾病的发生、发展、变化虽然错综复杂，但究其大要，不外乎虚、实两端。“邪气盛则实，精气夺则虚”。临床治疗之常法是“实则泻之 ,虚则补之”。但是 ,目前中医临床治疗有过度强调药物的补、泻作用，而忽视机体自身抗病、祛病、愈病能力的倾向，使中医治病亦多陷入治疗效果欠佳，甚至误治等境地。因而，有必要对正气在中医治疗中的作用作进一步探讨，以突出中医治疗的优势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。

1 顺性补虚是中医扶正之真谛

更有明 王师文《医学新传》语“虚者助之使通”；清 章虚谷《医门棒喝》有“欲培其根本，必先利其枢机”等等，都是从不同理论角度，发挥“顺性补虚”之旨。清 李冠仙《知医必辨》中有一精辟论述：“气虚者宜参，则人之气易生，而人参非即气也，阴虚者宜地，服地则人之阴易生，而熟地非即阴也。善调理者，不过用药得宜，能助人生生之气也。”“能助人生生之气”一语道破中医补虚扶正之真谛。正是“顺性补虚”以机体自主调节能力为主。促使机体自主调节能力昭著显明方为真正之补，亦才能补而勿滞。因此，中医治疗虚证，应是“顺性补虚”，是“主动补虚”。

2　因势祛邪是中医祛邪之真谛

中医治疗实证，强调祛邪，用泻法。邪气非人身所固有，当以祛除，是治之常识。但中医祛邪并非单纯针对致病因素。《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》有“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”、“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满者，泻之于内”等等的不同祛邪方法，充分体现了根据病位不同、机体主体性抗邪能力的趋势不同而治法有别。后世医家亦多结合自己临床辨证论治的体会，对“因势祛邪”作出具体发挥。东汉 张仲景《金匮要略 水气病脉证并治》针对水肿病治疗提出“诸有水者，腰以下肿，当利小便，腰以上肿 ，当发汗乃愈”。强调了根据病位、病势因势利导，使邪有出路。 清 张锡纯治疗肝肾阴亏、肝阳上亢之类中风，创镇肝熄风汤，在龙骨、牡蛎、代赭石、川牛膝、龟板、玄参、白芍、天冬等重镇养阴药中，佐以茵陈、川楝子、麦芽三味，张氏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一书中记载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：“此方效者固多，间有初次将药服下，转觉气血上攻而病加剧者，于斯加麦芽、茵陈、川楝子即无斯弊。盖肝为将军之官，其性刚果 ，若但用药强制，或转激发其反动之力。茵陈为青蒿之嫩者，得初春少阳升发之气，与肝木同气相求，泻肝热兼舒肝郁，实能将顺肝木之性。麦芽为谷之萌芽，生用之亦善将顺肝木之性 ，使不抑郁。川楝子善引肝气下达，又能折其反动之力。方中加此三味，而后用此方者，自无他虞也。”此实为因势利导用药之典范。 又如日本学者通过对桂枝汤方的研究发现：发汗解表的名方桂枝汤，可使注入小鼠血中碳的半衰期缩短，碳从血中消失后，除被肝、脾免疫系统吞噬外，大部分附着于皮肤、肌肉下层结缔组织的血管壁内。小鼠无汗腺，在人体就会通过发汗把此种异物排出体外。因此，桂枝汤发汗解表作用是加速了免疫系统处理异物，并通过发汗排出体外，减少抗原量。可见，中医治病祛除邪气，因势祛邪，攻邪依靠之势，正是机体主体性抗病能力竭力抗邪外出的趋势。我的恩师张珍玉教授临证几十年，对此体会颇深，常以史料中大禹治水在“疏”而非“堵”的事实为喻教诲吾辈：“临证祛邪，不能迎头截断阻遏病邪，而应因势利导，攻邪外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做到邪有出路，又不伤正。”可见，中医治疗实证应是“因势祛邪”，是“主动祛邪”。 综上可见，中医临证治疗，无论虚、实病证，均强调要顺应机体自我调节机制。如机体脏腑生理特性、人体气血关系等。“顺性补虚”、“因势祛邪”是中医治疗的特色和优势。其关键是中医治疗真正把机体自身的自主调节能力纳入治疗中，这一治疗特色更适应了医学由“生物医学模式”向“生物-心理-社会医学模式”转化的需要。体现了祝世讷教授在“论治疗深度”(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, 1997,21( 3): 166)一文中提出的: “运用治疗手段 ,依靠、推动、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、祛病、愈病的机制和能力进行自主调理 ,应当是治疗学的第一原理”的观点 ,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。